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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杨丹尘
链接: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47481846/answer/107206411
来源:知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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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目前贫富差距日趋严重。1988年基尼系数是0.382,1994年是0.434,1997年是0.4577, 到了新世纪,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:基尼系数不低于0.5。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,是0.5到0.55之间,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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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教育为例,“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考上大学”,这样励志的话语正在越来失去说服力。教育这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、东中西区域差距和性别差距。尤其是城乡差距十分显著。
不能否认的是所有的社会贫富悬殊都是自然扩大的,因为富人有多余的钱投资,所以收入一定比低收入者增加的幅度大。但正因为如此,政府要通过税收,进行收入再次分配来进行平衡。06年的时候,胡温就想就出过社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,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
令人遗憾的是,中国缺乏低收入阶层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参与,对政策执行也没有监督渠道,中国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公共财政,再分配时却向高收入阶层倾斜,这是中国贫富悬殊不断加剧激化的原因。
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,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,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,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。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:不保持7%以上的增长速度,社会就不能稳定。
在短时间无法提振经济的情况下,采取大规模的扶贫是一个维持自身政权稳定的良好工具。
之所以大规模的扶贫拖到这一两年才能进行,无非是新一任的领导人心里十分清楚,在一个缺乏党外监督力量的官僚群体面前,任何扶贫款项的下拨,都会成为这一群体的狂欢。
在采用党内纪委的力量稍稍约束住狂奔的官僚集团之后,大规模的扶贫政策才开始推出,为了能用有限款项发挥出最大的效用,他们甚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。
但是这些需要扶贫的人群,可能大字都不识几个,甚至政府推出什么样的优惠政策,政策力度有多大,都是难以知晓的。中南海推出的政策,无论如何都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执行。
在盛产和谐神兽的舆论环境底下,在基层政权几近失控的情形下,最终所起的效果,只能依赖于执行官僚的自觉和良心以及乡贤们的胃口了。